資料: 
威望: 0
魅力:   
經驗:   
來自: 保密 
發文: 222 篇
精華: 0 篇
在線: 36 時 30 分 30 秒
註冊: 2010/07/26
|
|
 Message  查看  搜尋  通訊錄  複製  引用  回覆 | [第 10 樓] |
|
| | [這篇文章最後由JOHNHILL在 2011/11/25 10:34pm 第 3 次編輯]
拍不到的，要去四川雲南等地的大山中的彝族才能看到彝文，考古文獻可能不是公開的。8800年左右的賈湖刻符據認為與彝文有密切的關係。這是發表在正式學術期刊上的，只不過還沒有被漢族學者廣泛認可罷了。
http://www.wuyang.gov.cn/xzwy/jhwh-xsyjxx.asp?ID=3
在目前已發現的早期遺址中，敖漢的興隆窪遺址、阜新的查海遺址、秦安的大地灣遺址、舞陽的賈湖遺址是比較重要的幾個。這些遺址也是上古中國彩陶、鼎和筒形罐三大考古文化圈的中心遺址，大致可代表中華上古文明的源頭。(新近發掘的洪江高廟遺址也許代表著鼎文化圈中另一個不同的重要支脈)。
賈湖在這些早期遺址中尤其令人注目，這不僅因為賈湖的年代較早(碳十四測年數據大致在距今7000一8000年範圍內，經樹輪校正為距今7500－8800年之間)，賈湖出土物所反映出的文明程度也高得令人驚異：出土物中除了反映早期稻作技術的原始粳稻栽培遺跡外，還發現了具備幾乎完整音階的骨笛以及內裝石子並帶有契刻符號的成組隨葬的龜甲。在如此早的年代，就能達到如此高的文明程度，賈湖遺址作為中華文明最源遠流長的源頭似乎不會有什麼異議。
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賈湖出土龜甲上的契刻符號和後來殷墟的甲骨文顯然有太多的因素類同，尤其是M344墓出土龜腹甲上的眼形符號和殷墟甲骨文的相似程度，很自然地要引導人們考慮賈湖龜甲契刻是否是後世甲骨文的濫觴。事實上，負責遺址發掘的張居中先生在考古工作一結束，就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輾轉求證過程。
對於這些時間上要比殷墟甲骨文早很多，但在文字特徵上又極其相似的賈湖刻符，古文字學家總體的觀點顯然是極其謹慎的：這些符號肯定是當時的人們有意識刻劃的，但要確證為文字，僅憑賈湖這16個刻符，材料顯然不足。何況這16個刻符中的大多數是單獨刻劃在龜甲上的，很少有上下文以資判斷。在此以前，半坡陶符以及丁公陶文都因釋讀上存在問題，而無法作出進一步的結論。其中丁公陶文由兩行共11個字組成，似乎是一個完整的句子，就材料本身的內容來看，比賈湖刻符可供推斷的信息似乎更多。也正因為對這些史前文字的解讀嘗試並不很令人滿意，古文字學家對於史前文字的判定採取謹慎態度應該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彝族學者朱琚元卻提出了和權威古文字學家完全不同的另一種解讀。這種解讀並非是建立在釋讀商代甲骨文過程中逐漸積累起來的古文字解讀經驗的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另一種同樣源遠流長的文字體系---彝文的基礎上的。朱琚元的釋讀涉及三個龜甲刻符和刻在一件柄形石器上的四個符號。三個龜甲刻符，分別被認為和彝文中表示「禽」、「福祿」、「神座」的文字相似。柄形石器上的四個符號則被釋讀為「雷」、「天」、「門」、「閉」四字。石器上的四個字作為文字組合被釋讀出完整的意義，並且其意義也被有關人員認為和石器的推測用途極其相符。
出於謹慎，對朱琚元的釋讀過程加以仔細的檢驗是必要的。對朱琚元的研究結果持懷疑態度的學者恐怕是大多數，但沒有聽說有任何學者認真地逐步驗證整個釋讀過程的每一個細節，這應該說是學術界的一大遺憾。出於無奈，我們這裡只能根據朱琚元的文章本身結合一些相關報道對這一用彝文釋讀賈湖刻符的過程作一些推測：
整個釋讀過程，可能在三個步驟中出現問題：
1. 刻紋的辨別：誤辨刻紋，或者設想某種理由以增減部分刻紋，都將降低釋讀的可信度。
2. 刻紋符號和彝文字形匹配：如果兩者字形的匹配是通過對其中之一加以一定變形獲得的，釋讀的可信度將大大降低。
3. 彝文文字組合的意義解釋：如果獲得的彝文文字組合不符合日常彝語的習慣，那麼所謂的意義也許僅是某種附會而已。
對於第一種情形，朱琚元的文章中沒有提及任何增減刻紋的假設，而從報道可知，朱琚元的釋讀結果得到了長期研究這一問題的原考古負責人張居中先生的肯定，這至少排除了在刻紋的辨別上存在任何主觀因素介入的可能。
對於第二種情形，朱琚元的文章中也沒有提及要先將字形作任何變形作為比對的先決條件，而原文中同時也給出了彝文的字形，這意味著任何能看到賈湖刻符原件或細部照片的人可以根據文中的彝文圖形直接判斷兩者是否相似，而作者並不擔心這對其結論會有任何影響。
對於第三種情形，朱琚元在文章中非常肯定地指出，解讀得到的彝文組合「與彝語的語法完全一致」。
因此，對於無法看到第一手材料也不瞭解彝文的人們來說，上述推測似可排除朱琚元釋讀過程中的主觀因素的影響。
朱琚元的解讀可靠與否完全依賴於賈湖柯符和彝文之間的相似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如果兩者之間的相似非常勉強，那麼朱琚元的說法也許只能「可備一說」甚至「可備一說」也未必能夠成立。但如果兩者之間高度相似，如果任何一個懂彝文的人都能認出那是「雷天門閉」幾個字的話，那恐怕就應該作為一個事實來對待。
其實，即使朱琚元的解讀只是一種附會上的巧合，那麼多對於殷商古文字體系精熟無比的專家卻無法提出一種具有可比的通順程度的釋讀方案，已經預示了商代甲骨文體系和賈湖刻符之間的親緣關係恐怕要比古彝文和賈湖刻符之間的親緣關係遠。
然而，這一事實對於學術界流行觀點卻是具有顛覆性的：賈湖在最早一批重要遺址中(興隆窪、查海、大地灣等)年代最早、文明程度最高。稱其為中華文明的主源也不為過。這樣一個重要遺址竟然和彝族的關係比與漢族的關係還要密切，這在或多或少還有華夏一脈觀念的學者心中，顯然要引起許多觀念上的混亂。(賈湖天生是一個充滿顛覆性的發現：不僅要顛覆人們對於東方文明起源的傳統看法，還要肩負修正仰韶文化是中華文明主源以及黃河是文明母親河等一系列傳統觀點的責任)。！
另一方面，在看到賈湖刻符和古彝文之間的聯繫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賈湖骨笛和中華傳統音階之間的關係。對賈湖七孔和八孔骨笛的研究表明，骨笛音孔所反映的音程關係和中國傳統音階中的七聲下徵調音階尤其是六聲清商音階吻合得相當好。一支骨笛上音孔旁的校正小孔，顯示骨笛音孔間的音程關係在當時是有要求。音階的音程關係並不是自然現象，要演變進化形成固定的音階，變數很多。兩個沒有文化交流的民族要形成音程數目以及全音程半音程排列次序完全吻合的兩種音階的可能性很小。而像音律這類文化要素又是極易失傳的東西，必須要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才能傳播及延續。對骨笛音階研究得到的信息，顯然說明賈湖骨笛和中華傳統音樂的起源密切相關。但賈湖刻符和賈湖骨笛是一個整體，這樣賈湖遺址和中華上古文明以及古彝族的起源三者間的關係顯得更加撲朔迷離。
近年來的一些最新考古發現也許有助於解開這一迷題。
賈湖遺址屬於裴李崗文化，但賈湖的文明程度和重要性要遠高於裴李崗遺址，前者顯然屬於中心性遺址。該文化的命名不過是因為裴李崗的發掘較早，人們較早瞭解裴李崗遺址的一些內涵而已。在裴李崗遺址初被發現的時代，今天已知的早期重要遺址中的大多數尚未發掘，考古學界對於史前時代的解釋仍然以仰韶文化為中心的。裴李崗遺址發現的陶器等出土物和仰韶文化器物之間的若干共同點，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當時學者們的判斷，因此裴李崗遺址開始先被確定為仰韶早期文化。但這一觀點很快就面臨挑戰。裴李崗遺址的特徵物件之一的石磨盤(另一特徵物是石鐮)在大致同時的河北磁山遺址被發現，當時有學者甚至據此提出了裴李崗-磁山文化的概念。以今天的觀點看，磁山遺址屬於筒形罐文化圈，和仰韶所屬彩陶文化圈差異是很大的。今天被認為是鼎文化圈的特徵物---鼎，最早是在裴李崗遺址被發現的，也不見於裴李崗以後的仰韶文化中。賈湖遺址的發掘顯然給考古界帶來了更大的困惑：無論從任何角度看，賈湖和仰韶文化的差異都是巨大的，賈湖不可能是仰韶文化的前身。從發現物判斷，賈湖遺址和幾千年後淮海地區的考古文化更近似，尤其是龜卜傳統(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第八章第四節《占卜》、張忠培《窺探凌家灘墓地》)。這樣，在裴李崗文化為仰韶文化前期的觀點影響下，早期研判賈湖遺址的文章中甚至出現了竭力強調賈湖和裴李崗差異以將賈湖從裴李崗文化分離出去的現象。現在從葬式判斷，賈湖和裴李崗之間的差異要遠少於其共同點，而裴李崗和仰韶文化之間在葬式上的差異則要大得多。考慮到上述種種疑問，裴李崗文化連帶賈湖最終得以從仰韶文化中獨立出來，在學術界也被稱為裴李崗系統。
要瞭解賈湖、古彝族和中華上古文明之間聯繫，有必要探求一下裴李崗文化的去向。
磁山遺址發現的裴李崗風格的石磨盤顯示了可能有一支裴李崗文化的先民向東北遷移到了磁山地區。磁山和裴李崗之間的距離在兩百公里以上，這樣一來的距離似乎不是適合進行易物活動的距離(如果七千年前已經有易物活動的話)。當時不可能有車輛，補給就是一個大問題，單獨到兩百公里以外的野地去，絕對屬於探險性質的。如果沒有適當的組織，超過兩百公里的距離也足以使得部族之間自然發生的文化或技術交流難以發生。這樣裴李崗石磨盤在磁山遺址出現只有兩地部族衝突或部族遷徙才可能造成。磁山遺址具有典型的筒形罐文化圈特徵，而不具備典型的鼎文化圈特徵，因此磁山遺址不可能是裴李崗系統在盛期向河北擴張的產物。那麼石磨盤是否有可能是磁山先民在部族衝突的戰利品呢？兩地相隔兩百公里以上，說明這一假設的部族衝突規模必須很大才行，以磁山遺址所顯示的生產力水平似乎並不能支持這樣大規模的行動。而且這種假設要求有一定規模的筒形罐文化圈的先民到達裴李崗地區，那麼磁山的某些文化要素在裴李崗地區應該有零星的發現才比較合理，這也和實際情況不符。這樣，磁山出現裴李崗式石磨盤這一發現，只有用裴李崗先民中的一支可能向東北遷移到了磁山地區才能較合理地解釋。
裴李崗文化的衰落，和仰韶文化的擴張大致同步，說明裴李崗文化很可能受到了來自西方的威脅。在沒有金屬工具的年代，要製作一個裴李崗式的石磨盤，所需的人工是巨大。也正因此，裴李崗石磨盤顯然屬於先民的貴重財產，因此很有可能在遷徙時被隨身帶到了磁山。
南面，從賈湖所在的淮河上游順流而下，可以發現另一串裴李崗文化的東遷線索。
賈湖出土的龜甲中，不少都在龜背甲和龜腹甲之間放置了許多石子。有學者推測龜甲中的石子可能是最早期的卜算工具，目前還沒有進一步的證據支持這一假說，但在龜甲之間放置石子顯然和某種原始信仰有關，我們不妨將這一現象看成是一種特徵性的文化要素。
比賈湖遺址年代的低限還要晚上一二千年的大汶口文化和青蓮崗文化的遺址中，在龜甲間放置石子的現象在墓葬中頻頻被發現(史善剛《炎黃時代的易學》)：
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曾發現三副龜甲，21號墓的一副龜甲內放置有許多小石子，背甲上有穿孔。44號墓的兩副龜甲，一副內裝骨錐6枚，背甲上下各有4個穿孔；另一副內裝骨針6枚，背甲偏下處4個穿孔；下端邊緣有8個穿孔。44號墓中隨葬的彩陶盆上繪有八角星圖案。有學者推測陶盆上的八角星可能與八卦的起源有關。
邳縣劉林遺址也曾發現多副背甲穿孔的龜甲。在第二次發掘中發現的182號墓，出土了兩副內裝石子的龜甲。
在大汶口墓地的11座墓中，共發現龜甲20件。其中4號墓和47號墓發現了兩副龜甲，內中放置了砂粒數十顆。
上述遺址中發現的龜甲，顯然和賈湖的龜甲具有非常直接的聯繫。考慮到龜甲本身所代表的原始信仰，可以判斷大墩子、劉林、大汶口這些遺址的先民和賈湖的先民顯然有著同樣的原始信仰。由於賈湖遺址和裴李崗文化在此之前很久就已消失，除非賈湖先民向東遷徙，不然不可能將其信仰向東傳播這麼遠的距離。
大墩子遺址出土的龜甲中裝有骨針骨錐，顯示隨著時代的進步，龜甲中放置的內容也開始趨向高級。在含山凌家灘遺址發現的玉龜函(用玉雕成的一副龜背甲和龜腹甲)內則放置了一件有八邊形圖案的玉版圖。這一玉版曾被認為可能是原始八卦，但有學者指出玉版更可能是象徵天地的式盤的原始形態。凌家灘出土的玉龜玉版本身形式就非常高級，這暗示凌家灘遺址有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是以龜甲為特徵的靈龜崇拜的中心遺址。
賈湖遺址的靈龜崇拜，有可能是通過南北兩條不同路徑向海岱地區傳播：北邊的一條可能是沿黃河向東傳播，而南邊的一條則沿著淮河向東傳播。造成這兩條路徑的原因很可能是今淮海地區的北部在上古時代仍是一個巨大的湖沼地區。
從凌家灘遺址的出土物來看，在相當於大汶口文化中期的時代，海岱地區的居民構成可能已經很複雜，除了原先已在該地的居民和來自豫中的裴李崗文化的先民外，可能還有來自北方筒形罐文化圈的先民。
對淮河流域史前稻作農業所作的專門研究將淮河流域稻作農業發展分為上中下游三個區域共五個階段。從9000-7500年前的第一階段到7100-5000年前的第二階段，可以明顯看出稻作農業從上游向中下游傳播的趨向(張居中、尹若春、楊玉璋、王象坤、孔昭宸《淮河流域史前稻作農業與文明進程的關係》)。這和我們上述裴李崗系統向東遷移的判斷相吻合。
針對淮系文化早期發展的專項研究也指出，裴李崗文化是淮河流域史前文化體系的主要源頭(高廣仁、邵望平《淮系文化的早期發展與三代變遷》)。該項研究指出早期淮系文化的第一階段以裴李崗文化為代表，區域內有大致獨立的三支文化，除了裴李崗文化以外，還有淮北小山口一期文化和山東北部的後李文化(後李文化並無明顯證據在此階段已分佈到魯中南的淮河流域，但的確是後續階段淮系文化形成的一個有關因素)。在淮系文化的第二個階段，由於仰韶文化的向東擴張，裴李崗文化除了一部分留在當地和仰韶文化結合以外，另一部分則沿淮河水系向東南遷移，繞過豫東的低窪地帶，最遠到達泗、沂流域，在泰山山前平原和蘇北殘丘地帶形成北辛文化，並和當地的後李文化融合重組。北辛文化繼而發展成為大汶口早期文化。而在裴李崗文化傳播過程中則留下了一連串和裴李崗－賈湖有關聯的遺跡，其中包括：與小山口一期遺存相結合形成的淮北濉溪石山子文化-後鐵營類型文化，定遠侯家寨一期文化，以及江蘇沭陽周圍的「萬北一期文化」等。分析龍虯莊遺址的研究人員也認為龍虯莊遺址和賈湖有關。
至此，我們可以確認賈湖遺址和後來海岱地區的文化傳承關係。而上古的海岱地區是夷文化圈的中心，即使在春秋時期，這裡仍是夷人的主要居住區，夷文化在當時仍有較強的影響力。進入戰國以後，隨著各大國的社會動員程度迅速增加，夷人才逐漸融合在諸夏族群中。
根據考古發現我們可以確認：在龍山時代以前曾經在中原創造過輝煌文明的夷人，在進入龍山時代以後就逐漸失去主導中原格局的能力。而從大約BC2100前後開始的夏商兩代，將近千年，夷人基本沒有多少發言權。前期約四百年左右，整個中原地區只有二里頭遺址具有中心遺址的性質，而二里頭的夏文化其文化源頭主要來自仰韶一系的河南龍山文化。後期約六百餘年，殷商文化顯然佔絕對主導地位，而殷商起源於上古的筒形罐文化圈。雖然BC2200前後的陶寺遺址就已經顯示三大文化圈有融合的跡象，但在僅隔幾百年的商代，三大文化圈之間的文化差異恐怕仍然是巨大的。春秋時期夷夏的文化差異就是一個證據。今天我們的文字系統主要在商代前後形成體系。殷商甲骨文所反映的文字系統雖然有明顯的跡象和賈湖有傳承關係，但肯定也融入了殷商自己文化圈的許多特色。這樣就有一個問題：殷商所加入的本文化圈的特色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來自賈湖的傳統，以至於兩種符號體系之間已經無法實現有效的解讀呢？
一個地處西南的小小的少數民族，不僅能用其特有的古老文字較通順地解讀賈湖，而且這個民族數千年來恰恰就是被稱用這個「夷」字來稱呼(彝族自稱「諾蘇」)，只是在五十年餘前，一位曾經影響中國歷史的人物，將其改為古代表示宮廷重器的「彝」字。。這絕對不是用巧合就可以簡單解釋的。彝族「虎勒」木雕藝術系列中有一件男女蛇神木雕和漢代的伏羲女媧像如出一轍，但風格迥異。伏羲女媧像漢代以後就不多見了，西南夷在漢代才納入中原體系，但漢室對西南夷的控制始終是比較弱的，顯然不足以將一種在中原已將式微的文化傳統傳播到西南夷並使其成為彝族的傳統。可見這種圖騰很可能源自上古。而在彝族文化中，有關伏羲以及各種與卜筮有關的內容相當豐富。有調查民俗的學者在訪問了南方少數民族以後，不由得有點沮喪，斷言伏羲不過是源於少數民族傳說的上古人物。今天結合賈湖刻符以及上古夷人的遷徙痕跡，我們確實可以肯定這一判斷。
]上古那大寫的夷，被我們忽略了太久太久，現在應該是恢復其輝煌的時候了。因為，那本是肇始吾中華文明的夷先人啊！
| | |
|
|
|
|
 2011/11/25 10:19pm  IP: 已設定保密 | [本文共 13822 位元組]  |
頂端 
加到"我的最愛"
主題管理：
總固頂 
取消總固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