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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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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為生活在雲南、貴州、四川等山區的少數民族，他們擁有自己獨創的文字彝文。近年來看到報道說，9000年前的賈湖刻符以及8000年左右的半坡刻符等神秘符號，大多都能被彝族使用他們的古文字釋讀。
還有大陸考古工作者在幾乎所有省份均發現古彝文，推斷說古彝文在遠古時期與中古時代曾覆蓋中國90﹪以上地區。因此學者認為古彝文為夏代或者之前未知朝代有政府所推行的官方文字。

http://www.yizuworld.com/html/yirenshihua/2011/0412/1996.html
彝族是夏代的統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

能否傾聽這樣一種解釋：彝族是夏代的統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後，彝族便遷往南夷高地，卻留下輝煌的三星堆？這種假設出的衰敗，能否解釋三星堆文化「歷夏商周」這樣的綿延性、完整性？

●夏朝歷經十四代十七王，足見盛世，不可能沒有文字。若有，是什麼形態？又在何種範圍？

●三星堆文字自成一體，無論數量、書寫方式的多樣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後甚至在夏後夏前，都獨領風騷。
●能否傾聽這樣一種解釋：彝族是夏代的統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後，彝族便遷往南夷高地，卻留下輝煌的三星堆？這種假設出的衰敗，能否解釋三星堆文化「歷夏商周」這樣的綿延性、完整性？
史學家上了秦始皇的當
去年，偶遇旅居法國的攝影師曾年，他正為美國《國家地理》拍攝介紹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我引他看陋室庋藏的三星堆古玉，閒談時涉及「中國的……」，曾速匡正，歷史上「中國」的說法很晚。這點他是對的。
《禮記·中庸》「洋溢乎中國」，《漢書》「統天下，理中國」……，都指的是中原黃河流域一帶。那時一族一國，叫方國，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會組織形式，逐漸翦滅而趨統一。這應該是梁任公「中國三段論」中的第一段——即「中國之中國」，然後才是亞洲之中國，最後是世界之中國。
所謂「中國之中國」，也就是華夷互換時期的中國。蘇秉琦先生曾詬病歷史教育兩大怪圈，第一個怪圈就是「中華大統一觀」，也就是把漢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數民族地區的歷史則一筆帶過。所以，言先秦時期巴蜀尚未入華夏，有些問題，因過去是「入夷則夷，入夏則夏」，四川的族團、方國之治，沒什麼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雜，繁衍，故複雜性便成為重要特徵。民間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利解開三代之謎時，則反倒和傳統嚴重地衝突，也說明了這點！難怪李濟曾有那著名的論斷：「兩千年來中國的史學家，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以為中國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長城以南的事情」（《中國文明的開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種把長城以外斷送給「異族」固然錯誤得很，——若再調頭往西南方向看，那種把「夷」斷送給「華」的做法就同屬「鹵莽滅裂」。
漢彝學者辨識字符大相逕庭
上世紀30年代到目前為止，普遍認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沒文字。而彝族學者到博物館，卻能辨識不少古氐夷文字。不光是文字，還有器物、圖騰、符號、造像，漢彝學者的闡釋都大相逕庭。就連漢族學者識別不了公之於世的字符，也為彝族學者阿余鐵日所破，他破譯過不少民間的玉石銘文。有趣的是，北大語言研究中心有個課題小組正在構擬藏緬古語形態，橋樑是古彝語，而彝族學者構擬三星堆文化，其橋樑也是古彝語，三星堆玉石銘文也就此繞不開了。但，有圖文的玉石器，十年來都流布民間，所以，才有了前不久廈門的「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討會」，由熱心的民間贊助發起，有海內外學府大儒參加，想看能不能找到研究的新路。事後經個別媒體「矮化」處理，遂沸沸揚揚，患了「文化」敏感症！
這裡的「文化」，牽涉最深的內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揭櫫於世，多在坊間，也就是說沒「坑口」，雖有躍躍欲試者，也只能望而卻步。說來也怪，紅山文化著名的C形龍、保利集團紀禹功的青銅器等國家重器都沒坑口，卻仍能登大雅之堂，而民間三星堆要拿文字說事卻犯眾怒，想來該是背景不同，卻佔了好沽名者的要津，當然虛弱。但民間所發現的兩千以上不同的文字——肯定不會有虛弱的表現。有明眼的專家認為，這些玉石文字應該是甲骨文之後，所發現的最具規模的上古文字系統。彝族學者阿余鐵日甚至還有「彝文字和漢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論證。
甲骨文之前有沒有文字
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代的燕道誠，故事盡人皆知。其實，真正講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圍繞玉石器，關注華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許多外國人，如桑志華、德日進、安特生等。最重要的還是李濟在安陽、二里頭的發掘，讓甲骨文成為最終的事實，讓章太炎閉了嘴。李濟認為，甲骨文字決不是原始的，無疑在此之前有個很長的歷史發展時期。
三星堆發掘，開始非常民間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篤牧師、軍人陶宗伯、好古的羅縣長、華西大學美籍教授地質學家戴謙和，隨後才是華大博物館館長美籍教授葛維漢、副館長林名均。通過後者，遠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並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強調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邊地區文化接觸的重要性，也談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稱。沒想到，一語成讖，直到現在，多數論及三星堆也都難逃此舊窠，與器物的輝煌不符。
依筆者陋見，阻礙健康研究略有兩個原因：一關乎理念，二關乎器物，兩相交惡，又導致更壞的循環，欲罷不能。
所謂理念，就是「中華大統一觀」，或「中原文化先決論」。有不少人愛用《蜀王本紀》的「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來證明這點。但就筆者由南到北所見，民間庋藏的撫五絃琴、習族禮、鼓樂舞的造像，足可消「未有禮樂」之說。揚雄言「不曉文字」，因為時代隔膜，不消說他，就是孔子，距夏更近，也曾感慨言夏資料不足。從中看出，論證所需文獻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器物。
商周為西方承認，因有甲骨卜辭，而夏朝就得費功夫了，因為沒發現文字。為此，一國傾全力又押在了偃師二里頭，但除「夏商分界」、「西亳」一類假設，至今還沒聽說發現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而夏不能證，「夷」也就仍然會被「華」給遺忘。可惜，這些關注，因器物之便，又默默地肇始民間，想想發現甲骨文當時的窘況，誰又不能釋然。
三星堆之謎關鍵在文字和圖識
從燕氏到現在，民間收藏可分兩個階段：上世紀20年代到90年代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間，異地和國外恐怕都有。民國要人陳立夫當時在重慶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國芝加哥美術館收藏了一件捆綁俑。台灣故宮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計是後來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東南亞諸國。
說沒發現文字恐怕有誤，當地文管所就收有銘文的青銅器。二號坑青銅C型人首額頭上，有「H」符號，據研究，就是「風」姓氏異體字，也就是古籍所言「堯教化及雕題蜀越」中之雕題人的文字，所謂「雕題」，就是額頭上刻字者。王家祐從戰國至西漢的文物上分別輯錄有一百五十餘種圖像文字，後被稱作「巴蜀圖語」，但和我所見到的玉石文字並非同一書體。
除王家祐、衛聚賢外，研究巴蜀文字的還有蒙文通、李學勤、李復華、童恩正、錢玉趾。王家祐和李復華撰文認為，巴蜀符號具有看圖傳語的功能，並提出巴蜀方塊字與夏有關，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錢氏撰有《古蜀地存在過拼音文字》的論文，認為巴蜀符號實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關。
1990年代文物開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斷流向社會，於是進入第二階段。最初廣漢有幾個藏家。稍晚，成都的張思勇遂規模最大。外地收藏較多者是北京、深圳、廣州和香港。成都、重慶約有三十來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張思勇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選》，表明民間已清醒意識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謎，關鍵在文字、圖識。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許多人固執己見，無視坊間努力，詆毀民間收藏的惡果。
神秘的夏朝龍印
斯拉沃熱·齊澤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談到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日常生活中，其實，有許多外在的表徵會直接將意識形態（廣義的）物質化為功利性，而我們卻熟視無睹，還在那為自以為「突然的發現」幸災樂禍，其實真相早就在那裡了。比如邁克爾·傑克遜的不道德行為（指孌童癖），並非事發過後才暴露出來，而早在《顫慄》和《真棒》兩張專輯中就已顯露。「潛意識就在外表，並不是隱藏在什麼深不可測的深淵中。引用電影《X檔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裡。」（《幻想的瘟疫》）。
借社會學的描述，我們也不妨說，關於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裡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長的演變。若從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這點，沒什麼爭議。爭論焦點主要是，夏有無文字？有，是什麼形態？又在何種範圍？郭沫若、徐中舒持懷疑態度，或認為沒有。唐蘭認為有，因為根據《竹書紀年》、《史記》、《尚書·禹貢》等典籍對夏商兩代世系、年數、史事詳細的記載，夏應在信史之列，孔子對堯、舜、禹的描述，也並非虛言。《尚書·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說明，殷前之夏朝，為典冊所載，雖遞嬗卻關係緊密。更有甚者，保利藝術博物館所藏青銅遂公嬃，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個銘文，比晚數百年的《尚書》還更早記述了夏禹治水的偉績。禹真，夏便真，無夏，便無華，此話並不為過。夏朝歷經十四代十七王，足見盛世，不可能沒有文字，甚至還是相當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雛形，也就涉及倉頡；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書契（包括木板、玉板，書各執一側謂契，以相考合），畫八卦，以代結繩之政，規天為圖，矩地取法，龜卜作易……此非文字演變之跡又是什麼？後世所留「倉頡書」、「夏禹書」、「岣嶁文」，也流傳甚廣，並日漸熱鬧，蓋因能讓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嶁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該注意，並非因為傳奇性，而是自明代楊慎等人釋讀以來，已有不少破譯，費時短則數年，長則十來年，釋讀不盡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記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國魏人張揖、北魏酈道元的看法相同，與遂公嬃內容近似，只是時間更早，大膽確認為夏朝之物沒什麼問題。有兩點可支撐這種看法：其一，岣嶁碑文就字體而言，為「蝌蚪文」。關於此書體，孔安國在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尚書》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裡，不可不讀：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現在聽人斷蝌蚪文為夏朝官方文字，稱夏篆，姑且為一說，不足怪。只歎南嶽岣嶁碑湮沒無聞，天下摹刻，也算窮途末路對老祖宗的一種緬懷。蜀地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體的禹王碑，未知淵源，大震前見考察圖片，湮沒只剩二十來字，現在也不知毀塌與否。雖知蝌蚪為虞夏商周書體，卻無從考其濫觴之地。
僥倖，東邊不亮西邊亮，在民間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璽印，高達50厘米，長柄為龍爬柱，似乎表現的是一種體高而獨的架勢。龍首為頭，頭，就是獨，諳寓首始。中國文化首始者，非勞天下而死為社稷者，歷數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這個標準。已故神話學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較巴比倫洪水神話、希伯萊諾亞方舟、印度神魚教人避洪，中國也該以洪水傳說為國史起點。有災害，就有治害的領袖，非禹功莫屬。古代記載之中，「無不泐為禹跡」，《詩經》也好，鼎彝銘識也罷，「自宗周初葉至於春秋中期，數百年間所流傳之可信史料，無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跡」（《古代神話與民族》）。前面所言遂公嬃可為證明。當然，最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傳，「不始宗周，當數典於殷商以前」，自當為夏。
但這和三星堆龍璽有何干係，——丁氏從甲骨文刻辭入手，考「禹」字，龍蛇之屬，雨師的象徵，「禹為雨神，固矣」。因為「應龍即句龍，句龍即九龍（演為禹霸九州），九龍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義而言，確龍蛇之類也」。禹為姒姓，姒的篆文頗像「蛇身自環」，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現，且能和古彝文對應。很明顯，蛇為夏後氏民族圖騰，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龍蛇又是其主要的圖騰符號，就絕非偶然了。聞一多和童書業早就考證論斷蜀王「杜宇」即「社禹」（見孫作雲《蚩尤考，中國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鱉靈」即「鯀」，若這成立，那麼蜀即夏，而我們今日所見三星堆文字系統也就是夏文字。難怪三星堆令那麼多不大捧書的專家暈頭轉向。
因為二里頭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來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測定，符合夏朝的首推兩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銅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號相似，而且比甲骨文還早，遂引出另外的話題——如果，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釋讀，那麼彝和夏又是什麼關係？能否傾聽這樣的解釋：彝族是夏代的統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後，彝族（誰呢？）便遷往南夷高地，卻留下輝煌的三星堆？
這種假設出的衰敗，能否解釋三星堆文化「歷夏商周」這樣的綿延性、完整性？比如，約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樣跑得無影無蹤嗎？——因為，迄今還沒有聽說二里頭及周圍夏朝考古學核心區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這「夏－彝」話語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體，無論數量、書寫方式的多樣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後、甚至在夏後夏前都獨領風騷——否則怎能解釋，那多出來的七百餘年？蝌蚪文可能會成為一條線索。
所以，這枚三星堆的龍璽也就不平凡起來。它的紀念性非常明顯，似雕塑，而更不像璽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對照《繹史》中刊布的岣嶁碑文，筆劃頭粗尾細，委曲蜿蜒，均為標準的蝌蚪文。柱體兩側，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書體，夏朝文字傳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現。從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當大。是目前吾國已公之於世最早的印章，說夏朝第一印絕不為過，意義十分重大。這枚國寶級的孤品龍印玉璽，彷彿玉燭，給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縷曙光，使我們能追隨其後，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問題上來。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頭沒有，龍山也沒有，紅山、齊家、良渚都沒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華夏的分界線不是華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統的伏羲、炎黃，與更成熟活躍的南方文字系統——實際上又是北方語系的鯀禹夏後，也就是孫作雲所謂的「龍虎鬥」——實際上是北方的熊圖騰和南方的蛇圖騰之戰，血緣疊加文字，沒文字的東夷也攪和進來（金沙遺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說明這點），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們不難悟出大量龍蛇鳥混合圖騰的社會學意義，而標誌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圖命庖，洛書賜禹」。而這恰恰又被民間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證實。
這樽雕塑，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雙手捧卷軸——也就是神龜負洛書的擬人化表現。因為，在神像背後，鐫刻有神龜的圖像。最直接的說明，是台基兩側對稱性的大魚圖案，印證了《拾遺記》有關夏鯀的描寫：鯀因治水無功，「自沉羽淵，化為玄魚，橫修波之上，見者謂為『河精』」。神龜是河精的使者，以獻含治水秘訣的洛書給禹。由語言傳說凝固為三維空間完美的雕塑，以人為本，這在紅山文化、齊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發現，彌足珍貴，故為東方玉石文化的傑作。這尊雕塑之所以能為典型器，還在於它首次表現了父系社會「失敗之英雄」的沉鬱精神，此精神千百年來，混合變形（猶如龍的神話本身），縱橫南北，必滲透外省族團的離心力。黃帝軒轅時代，龍馬出河圖，鯀禹時代，神龜負洛書，於是「聖人則之」，其要義也就全在這裡。所以，通過它，我們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還更應該看清雕塑後面悲劇的敘事性來——那就是大膽的史學家所推斷的另一種可能：鯀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圖騰部族，先據中原（這點尚難苟同），亡國後（蚩尤被殺）被罰苦役，通過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鳥、豬、鱉四部族，終於再次強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圖景，其文字，也將慢慢訴說真正意義的中國本土藝術的淵源流變，而這一切，恰恰是被後來者混淆了，或者說，給遺忘了。

發表文章時間 2011/11/23 02:32pm　IP: 已設定保密 [本文共 13592 位元組]　

JOHN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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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滅夏，改變了中國文字的發展方向，商代的甲骨文逐漸規範發展成為漢字，而彝文則退居西南山區。
http://www.pochezu.com/life/66128.html
截至2008年12月底，考古工作者已在全國29個省、市、區考古發現或陸續出土了大量刻畫在陶、石、骨器、巖畫、服飾上的古夷(彝)文字，即「刻畫符號」。據統計，目前，已經先後在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青海、新疆、西藏、北京、上海、重慶、香港、海南、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江蘇、安徽、台灣、江西、內蒙古、寧夏等29個省、市、自治區和地區陸續出土或發現了大量的古夷(彝)文字。這些文字早期被考古發現時，都一直被認為是「難以解釋的文字」，或被說成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字」，甚至有國外考古專家稱其為「外星人留給地球人的信息密碼」。這些文字經過與現有的古彝文進行對照、識別、翻譯、破譯和釋讀，85﹪以上都能夠識讀和解譯。在中國，目前，除了僅遼寧、吉林、黑龍江、天津4個省市暫時尚未發現古夷(彝)文外，其他省市區都不止一次地出土了古夷(彝)文字。由此可見，古彝文在遠古時期與中古時代曾覆蓋中國90﹪以上地區。湖南省株洲工學院教授、全國著名彝學專家劉志一認為，在夏朝以前，彝族可能曾經是個中國大地上的統治民族，要不然古夷(彝)文字不可能遍及全中國。

發表文章時間 2011/11/23 02:50pm　IP: 已設定保密 [本文共 1112 位元組]　

慣看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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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資訊爆炸的年代.

網路資訊雖然豐富,但也有很多似是而非,虛假或錯誤的東西夾雜其中.

如果自己沒有能力判斷,就不要隨意轉載.做這些錯誤資訊流通的推手.

很懶得為這種充滿謬論的文章一一駁斥.簡單指出幾點讓你參考

1.在收藏界以前有廣漢古玉的說法,而沒有三星堆古玉這樣的專有名詞.前者是上個世紀30年代在成都平原廣漢一代所出土的古玉統稱.而三星堆遺址則是在80年代所發現的大型祭祀坑.後者是正式奠定三星堆文化研究的重要考古發現.隨著研究的深入以及各地展覽,媒體報導;逐漸為世人所知.所以90年代後才冒出來許多三星堆古玉這樣的說詞去忽悠收藏者.其中不乏大量的造假古玉.

2.三星堆出土的重要祭祀文物中,是有一些符號,但能不能稱上文字是待討論.所謂的文字是記事的符號,如果符號只是意含或象形特徵的單個表述,如日,月,水等..而不是如甲骨文那樣記述一件有時間有地點有人物,有故事的前因後果.那麼符號只是符號,稱不上文字.

3.如此重要的祭祀文化遺址中,有那麼多大量的文物,但無論是青銅或黃金,或玉石或象牙;才發現區區幾十個"符號".反倒是所謂民間收藏的"三星堆古玉"中,發現大量"文字"..這能解釋得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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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是三星堆遺址中,相當重要的一件出土文物.是一件黃金權杖,不知是部落領袖所有或是祭師所用?上面這些符號,稱得上文字嗎?這照片是我自己拍的,有展覽時的描繪特寫圖,可以看清楚這金杖上的紋飾.

如果所謂古彝文可以跟這些符號掛鉤,那麼你乾脆講古埃及文明和南美的馬雅文化都是彝人所傳出去的...因為你在全世界的史前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很類似的紋飾符號.

拜託~沒經過驗證的文章,除非是你自己想出來,自己寫的.
否則隨便轉貼,會鬧笑話的

自誤而誤人.

發表文章時間 2011/11/24 06:11am　IP: 已設定保密 [本文共 1528 位元組]　

JOHN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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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最後由JOHNHILL在 2011/11/24 11:53pm 第 2 次編輯]
古彝文不是圖上那樣的，有文字的性質。
新華網的確報道彝族學者使用古彝文破解5000年前虞夏時期的《月亮經》。
除東北地區外，大陸幾乎所有省份均發現古彝文，而當今彝族只生活在西南地區，因此推測古彝文在遠古時代可能通行於整個中國。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shuhua/2011-09/30/c_122112978.htm
奇怪的玉雕：「大眼龜」碑文是古彝文　前不久，曾力先生在八寶山博古藝苑偶然發現了一件奇怪的玉雕。「我一眼就被它上面的文字所吸引，幾分鐘之內，就決定買下它。」人與物的片刻對視，開啟了一場奇妙的歷史猜解。
　　這是一件用岫巖青白玉、以減地凸雕工藝雕刻的龜馱碑，碑高約70厘米，寬30餘厘米。碑座造型精巧，碑身完整光潤，兩面皆刻文字，自有一種莊嚴、神秘之感。
　　龜是自古常見的吉祥意象，這只龜卻有著顯著特點：眼睛圓大而突出。「大眼龜」吸引了曾力的目光，預感到這一發現的重要意義。
　　身為北京國際漢字研究會會員，曾力先生近年來一直致力於古文字研究，古老的《倉頡書》、《夏禹書》即在其研究之列。他去年喜獲一枚顓頊時代的蝌蚪文玉印，為破譯印文，他搜集了1.2億字節的相關文獻數據，終於在古彝文係統中獲得了破譯結果。正因如此，初見碑上的遠古符號時，曾力感覺既親切又激動。「這就是古彝文。」
　　碑上刻的是5000年前虞夏時期的《月亮經》。碑文背面的文字為「朔望」，正面為「要坐此神船，去找庫土人。雁鹿高層行，蛇神頭跡。庫人初呼魂，要解洞彎處，龜朔望頌龜。」共有34個字。古時以月陰為「朔」，月圓為「望」，對應農曆每月的初一、十五，也指每逢朔望的朝謁之禮。據相關原始宗教教義相傳，每經歷一千年，宇宙會為良善之人打開天門，讓他們的靈魂回歸宇宙中心，而人們需憑月之圓缺計算回歸時間。從文字發音和相關神話記載推算，「庫土人」約指遠古時生活於今我國西北和中亞地區的人類。「蛇神頭跡」之「蛇」為古時靈物，人們相信它可以在靈魂回歸時率先衝破時空，指引迷津。其碑文內容，估計為靈魂回歸時的注意事項。
　　上世紀60年代有關山東大汶口文化遺址發掘的文章，透露了發掘中曾發現一種地平龜龜甲，認真對照之下，曾力發現「大眼龜」在大小、造型上都與之相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遷徙、通婚過程中，一個氏族對於動植物的崇拜和它的圖騰是可以被他族接受的，從而得到傳承或改變。」他這樣表述對於當時神龜崇拜的猜想。曾力表示，這件龜馱碑更重要的意義，是為今人開啟了一扇窺見中國原始宗教、遠古民俗、美學觀念等的窗戶。在筆者採訪時，曾力透露，他剛剛又買了兩件相同的「大眼龜」，只是碑文不同，正在緊張破譯上面的文字。（記者徐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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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引用由JOHNHILL在 2011/11/24 11:27pm 發表的內容：
古彝文不是圖上那樣的，有文字的性質。

誰跟你說我貼的是彝文?

就是反過來質問你,三星堆博物館那一件文物有彝文呢???

三星堆那麼多重要的青銅器,沒見到任何文字.倒是所謂的"三星堆古玉"能有文字出現?這倒是奇怪!

你別拿民間藏品說事.可以很明確告訴你現今流通在中國市場的古玉大半是假貨.

上面隨便劃幾個弧線,或刻隻小蝌蚪...你都可以在彝文中找到對應的

本來就是幾個沒什麼學問的民間人士,自封民間學者.大言不慚地胡說八道,還被你當真拿到這裡傳播.真的又是拾人涕唾!

發表文章時間 2011/11/25 12:16pm　IP: 已設定保密 [本文共 558 位元組]　

JOHN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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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最後由JOHNHILL在 2011/11/25 01:00pm 第 2 次編輯]
古玉的確有假
但通曉古彝文的人非常少
甚至封建時代古彝文也只掌握在彝族畢摩（相當於巫師）手中
一般人能刻出來幾乎不可能

人們驚奇的是古彝文可以釋讀出土遠古時期的陶文刻符

況且，對古彝文的學術研究很早就開始了
這裡有對山東丁公陶文用古彝文釋讀的例子
有建議說大家要改變思路了
要認同彝文而非甲骨文漢字為中國最初的文字

http://www.sdmuseum.com/show.aspx?id=4233&cid=50
文字起源與夷夏東西

中國文字的起源研究能否擺脫「大一統」觀念的束縛，這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長期以來，人們似乎習慣於利用甲骨文作為解讀早期文字的惟一手段，這無異於承認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系統乃是早期社會通行的惟一文字。山東丁公龍山時代陶文的發現事實上已經使我們認識到在對待文字起源的問題時不能如此簡單，因為從字形結構分析，丁公陶文與商代甲骨文明顯不屬於同一系統，這意味著至少在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體繫起源發展的同時，其他類型的文字依在存在。這種文字起源的多源性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多樣性，因此，文字起源的探討與古代族群的探討是不能割裂的。丁公陶文與古彝文的關係我們已有討論（1）。這不僅因為11字陶文所構成的書面語形式明確證明了它們屬於早期的文字，而且字形與古彝文均對應無異，然而更重要的是，通過丁公陶文、古彝文與甲骨文的對比研究，彝族族稱得以認定。古彝文作為族稱的用字意為「人」，而甲骨文所記商人對於其時位居海岱地區的方伯的稱謂正是「人方」。「人」與「夷」古同字，西周金文屢見以地相稱的「淮夷」或「南淮夷」，族稱與地望均若合符契。這直接涉及到對新石器時代乃至商周時代分佈或部分地分部於這一地區的先民族屬的認識。傅斯年先生早年提出的夷夏東西理論可以獲得今天考古學的印證。他認為，三代及近於三代之前期，古史大體有東、西不同的兩個系統，這兩個系統反映的事實，就是夏夷交勝，其中以地理為準，太行山作界，東方屬夷，西方屬夏（2）。而夷夏之爭的史實，《左傳》、古本《竹書紀年》等文獻所載甚詳。有鑒於丁公陶文與古彝文的密切關係，以及彝族族稱與商代人方的相合這些關鍵結論的取得，我們有理由將新石器時代及夏商時期位於東方的夷與後世居於西南的彝視為同一族群（彝族傳統文獻始終自以「夷」為族稱。新中國建立後，誤以「夷」有歧視之意，遂改為「彝」，但彝族對於族稱的改變至今仍多存異議）。彝語稱漢人為「夏人」，也可助證此點。夷既居東，與夷交勝的夏當居於西。以往對於夏文化的討論主要集中於晉南的陶寺文化和豫西的二里頭文化。如果僅從碳十四測年數據所反映的早期年代分析，陶寺文化約當公元前2400至前1800年，二里頭文化約當公元前1900至前1600年，都在傳統認為的夏代紀年範圍之內（3），而陶寺文化則相當於夏代的早期文化（4）。關於陶寺文化為夏文化，學者多有論列。2000年，陶寺遺址發現同時期的古城遺跡，再次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學者根據臨汾古為平陽，史有堯都平陽之說，提出陶寺古城為堯都，並報導了早年發現的陶寺文化晚期朱書「文」字陶扁壺（圖一）（5）。「文」字的發現使我聯想到它與夏代始祖禹的關係，因為從古人建立的古史世系來看，《史記‧殷本紀》所建構的殷王世系由於有甲骨文的印證，為我們基本相信太史公所建立的夏代世系提供了基礎，而五帝的存在則尚未有證據證明其為信史。2000年6月，承考古所資料中心主任李健民先生厚意，我仔細觀摹了書有「文」字的陶扁壺，並同他談及我對堯都的懷疑以及朱書「文」字與夏禹的關係的意見，因為古代文獻如《史記‧夏本紀》、《大戴禮記‧帝系》與《五帝德》等普遍以禹名「文命」。同年7月底，考古所為紀念建所五十週年，在北京金台飯店召開「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提交並宣讀了題為《夏社考》的論文（6），針對陶寺遺址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出土的大型蟠龍盤及朱書文字，從對夏社的研究入手，論證了陶寺文化與夏文化的關係。2001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1期出版，李健民先生撰文正式介紹了朱書「文」字扁壺，其中對於「文」字的解釋完全採納了我的觀點。誠然，關於句龍與夏禹的相似性似乎已漸漸被人淡忘了。句龍之名當然有龍卷如勾之意，而禹也為龍；句龍為古代平治水土之臣，而禹也以治水顯名；句龍為社神，而禹同樣配食官社。這使我們不能不將二者加以聯繫，並以此作為研究陶寺文化陶盤句龍銜木圖像的線索，進而證明這個圖像實際表現了真實的夏社。古代文獻不僅對夏代有社記載明確，而且夏社為句龍的事實也很清楚。古文字學研究可以解決「禹」字字形本由「蟲」演變的問題，這為將陶盤圖像的句龍解釋為禹提供了可能，而句龍口銜之木實即社木，相似的圖像在自新石器時代至漢代的遺物中多有存留。因此，以句龍銜木作為社神可以獲得古文字學、古文獻學和考古學的三重證據。晉南古有「夏墟」之稱，由於近年山西曲沃、翼城兩縣間天馬—曲村西周晉侯墓地的發掘，「夏墟」地望已得明辨，況陶寺文化的碳十四年代與傳統認為的夏代始年適相重疊，從而為據陶寺文化探討夏文化奠定了時空基礎。事實上，陶寺文化的諸多因素與夏文化的某些共性已大大加深了二者的聯繫，比如關於夏興於崇山、禹都陽城、夏墟範圍、夏俗尚黑等問題，都可以獲得考古學、古文字學和古文獻學的助證，特別是有關禹名文命的問題，考古學又提供了新的證據。據我觀察，陶壺朱書「文」字寫於扁壺正面的右側，壺的左半殘失，而殘斷處仍留有朱紅痕跡，可能左半原也有文字，如此則壺面本應寫有「文□」二字。考慮到早期文獻俱以「文命」為禹名，而據陸德明《經典釋文》，禹名文命實乃先儒通識。儘管史傳禹名未敢遽定，但相關記載確實反映了「文命」與夏禹具有密切的聯繫，而陶寺文化陶扁壺的朱書「文□」應該正表現了這種聯繫。顯然，基於這樣的背景而將陶寺文化句龍銜木圖像考定為夏社應是可以接受的結論。夏社的揭示使我們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陶寺文化應是早期的夏文化，這意味著龍山時代丁公文字與陶寺文化文字的發現已經使我們找到了夷、夏兩族的文字，這對於研究中國文明的起源與中國文字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意義。
陶寺文化的朱書文字明確顯示了其與商代甲骨文屬於同一體系的文字，因此它無疑應是以商代甲骨文為代表的漢字的直接祖先。這個事實明確證明了中國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兩個獨立的系統（巴蜀文字可能屬於另一新的系統），即以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為代表的東方夷（彝）文字系統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統。其後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隨著夏、商、週三代政治勢力的強大，逐漸作為華夏民族的正統文字而得到強勁的發展。這清楚地表明，統治者在實現其政治擴張及王權統一的理想的過程中，文字充當了最主要的文治教化的工具。註釋：（1）馮時：《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解讀》，《考古》1994年第1期。
（2）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1935年。（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數據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4）新近測得的碳十四年代數據則普遍較原始數據後延300餘年。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實驗研究中心碳十四實驗室：《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二八）》，《考古》2002年第7期。（5）《陶寺建築基址是否城址定論尚早》，《光明日報》2000年6月14日A3版；梁星彭：《陶寺遺址發現夯土遺存》，《中國文物報》2000年7月16日1版。（6）馮時：《夏社考》，《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來源：中國考古網）

發表文章時間 2011/11/25 12:52pm　IP: 已設定保密 [本文共 6365 位元組]　

慣看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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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引用由JOHNHILL在 2011/11/25 12:52pm 發表的內容：
古玉的確有假
但通曉古彝文的人非常少
甚至封建時代古彝文也只掌握在彝族畢摩（相當於巫師）手中
一般人能刻出來幾乎不可能
...

答非所問~

我是問你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文物中...
我說的是有正式考古記錄的文物中.那一件是帶古彝文?

發表文章時間 2011/11/25 02:33pm　IP: 已設定保密 [本文共 327 位元組]　

b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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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HILL 大:

去拍幾件有古彝文的文字和物品來給我們看一下吧!

發表文章時間 2011/11/25 05:52pm　此 IP 為代理伺服器 IP: 已設定保密 [本文共 60 位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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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引用由bik在 2011/11/25 05:52pm 發表的內容：
JOHNHILL 大:
去拍幾件有古彝文的文字和物品來給我們看一下吧!

+1

Bik伯的建議不錯

而且是有正式出土記錄的考古文物才足以讓人信服

發表文章時間 2011/11/25 06:36pm　IP: 已設定保密 [本文共 222 位元組]　

JOHN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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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最後由JOHNHILL在 2011/11/25 10:34pm 第 3 次編輯]
拍不到的，要去四川雲南等地的大山中的彝族才能看到彝文，考古文獻可能不是公開的。8800年左右的賈湖刻符據認為與彝文有密切的關係。這是發表在正式學術期刊上的，只不過還沒有被漢族學者廣泛認可罷了。
http://www.wuyang.gov.cn/xzwy/jhwh-xsyjxx.asp?ID=3
在目前已發現的早期遺址中，敖漢的興隆窪遺址、阜新的查海遺址、秦安的大地灣遺址、舞陽的賈湖遺址是比較重要的幾個。這些遺址也是上古中國彩陶、鼎和筒形罐三大考古文化圈的中心遺址，大致可代表中華上古文明的源頭。(新近發掘的洪江高廟遺址也許代表著鼎文化圈中另一個不同的重要支脈)。
賈湖在這些早期遺址中尤其令人注目，這不僅因為賈湖的年代較早(碳十四測年數據大致在距今7000一8000年範圍內，經樹輪校正為距今7500－8800年之間)，賈湖出土物所反映出的文明程度也高得令人驚異：出土物中除了反映早期稻作技術的原始粳稻栽培遺跡外，還發現了具備幾乎完整音階的骨笛以及內裝石子並帶有契刻符號的成組隨葬的龜甲。在如此早的年代，就能達到如此高的文明程度，賈湖遺址作為中華文明最源遠流長的源頭似乎不會有什麼異議。
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賈湖出土龜甲上的契刻符號和後來殷墟的甲骨文顯然有太多的因素類同，尤其是M344墓出土龜腹甲上的眼形符號和殷墟甲骨文的相似程度，很自然地要引導人們考慮賈湖龜甲契刻是否是後世甲骨文的濫觴。事實上，負責遺址發掘的張居中先生在考古工作一結束，就開始了長達十多年的輾轉求證過程。
對於這些時間上要比殷墟甲骨文早很多，但在文字特徵上又極其相似的賈湖刻符，古文字學家總體的觀點顯然是極其謹慎的：這些符號肯定是當時的人們有意識刻劃的，但要確證為文字，僅憑賈湖這16個刻符，材料顯然不足。何況這16個刻符中的大多數是單獨刻劃在龜甲上的，很少有上下文以資判斷。在此以前，半坡陶符以及丁公陶文都因釋讀上存在問題，而無法作出進一步的結論。其中丁公陶文由兩行共11個字組成，似乎是一個完整的句子，就材料本身的內容來看，比賈湖刻符可供推斷的信息似乎更多。也正因為對這些史前文字的解讀嘗試並不很令人滿意，古文字學家對於史前文字的判定採取謹慎態度應該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彝族學者朱琚元卻提出了和權威古文字學家完全不同的另一種解讀。這種解讀並非是建立在釋讀商代甲骨文過程中逐漸積累起來的古文字解讀經驗的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另一種同樣源遠流長的文字體系---彝文的基礎上的。朱琚元的釋讀涉及三個龜甲刻符和刻在一件柄形石器上的四個符號。三個龜甲刻符，分別被認為和彝文中表示「禽」、「福祿」、「神座」的文字相似。柄形石器上的四個符號則被釋讀為「雷」、「天」、「門」、「閉」四字。石器上的四個字作為文字組合被釋讀出完整的意義，並且其意義也被有關人員認為和石器的推測用途極其相符。
出於謹慎，對朱琚元的釋讀過程加以仔細的檢驗是必要的。對朱琚元的研究結果持懷疑態度的學者恐怕是大多數，但沒有聽說有任何學者認真地逐步驗證整個釋讀過程的每一個細節，這應該說是學術界的一大遺憾。出於無奈，我們這裡只能根據朱琚元的文章本身結合一些相關報道對這一用彝文釋讀賈湖刻符的過程作一些推測：
整個釋讀過程，可能在三個步驟中出現問題：
1. 刻紋的辨別：誤辨刻紋，或者設想某種理由以增減部分刻紋，都將降低釋讀的可信度。
2. 刻紋符號和彝文字形匹配：如果兩者字形的匹配是通過對其中之一加以一定變形獲得的，釋讀的可信度將大大降低。
3. 彝文文字組合的意義解釋：如果獲得的彝文文字組合不符合日常彝語的習慣，那麼所謂的意義也許僅是某種附會而已。
對於第一種情形，朱琚元的文章中沒有提及任何增減刻紋的假設，而從報道可知，朱琚元的釋讀結果得到了長期研究這一問題的原考古負責人張居中先生的肯定，這至少排除了在刻紋的辨別上存在任何主觀因素介入的可能。
對於第二種情形，朱琚元的文章中也沒有提及要先將字形作任何變形作為比對的先決條件，而原文中同時也給出了彝文的字形，這意味著任何能看到賈湖刻符原件或細部照片的人可以根據文中的彝文圖形直接判斷兩者是否相似，而作者並不擔心這對其結論會有任何影響。
對於第三種情形，朱琚元在文章中非常肯定地指出，解讀得到的彝文組合「與彝語的語法完全一致」。
因此，對於無法看到第一手材料也不瞭解彝文的人們來說，上述推測似可排除朱琚元釋讀過程中的主觀因素的影響。
朱琚元的解讀可靠與否完全依賴於賈湖柯符和彝文之間的相似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如果兩者之間的相似非常勉強，那麼朱琚元的說法也許只能「可備一說」甚至「可備一說」也未必能夠成立。但如果兩者之間高度相似，如果任何一個懂彝文的人都能認出那是「雷天門閉」幾個字的話，那恐怕就應該作為一個事實來對待。
其實，即使朱琚元的解讀只是一種附會上的巧合，那麼多對於殷商古文字體系精熟無比的專家卻無法提出一種具有可比的通順程度的釋讀方案，已經預示了商代甲骨文體系和賈湖刻符之間的親緣關係恐怕要比古彝文和賈湖刻符之間的親緣關係遠。
然而，這一事實對於學術界流行觀點卻是具有顛覆性的：賈湖在最早一批重要遺址中(興隆窪、查海、大地灣等)年代最早、文明程度最高。稱其為中華文明的主源也不為過。這樣一個重要遺址竟然和彝族的關係比與漢族的關係還要密切，這在或多或少還有華夏一脈觀念的學者心中，顯然要引起許多觀念上的混亂。(賈湖天生是一個充滿顛覆性的發現：不僅要顛覆人們對於東方文明起源的傳統看法，還要肩負修正仰韶文化是中華文明主源以及黃河是文明母親河等一系列傳統觀點的責任)。！

另一方面，在看到賈湖刻符和古彝文之間的聯繫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賈湖骨笛和中華傳統音階之間的關係。對賈湖七孔和八孔骨笛的研究表明，骨笛音孔所反映的音程關係和中國傳統音階中的七聲下徵調音階尤其是六聲清商音階吻合得相當好。一支骨笛上音孔旁的校正小孔，顯示骨笛音孔間的音程關係在當時是有要求。音階的音程關係並不是自然現象，要演變進化形成固定的音階，變數很多。兩個沒有文化交流的民族要形成音程數目以及全音程半音程排列次序完全吻合的兩種音階的可能性很小。而像音律這類文化要素又是極易失傳的東西，必須要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才能傳播及延續。對骨笛音階研究得到的信息，顯然說明賈湖骨笛和中華傳統音樂的起源密切相關。但賈湖刻符和賈湖骨笛是一個整體，這樣賈湖遺址和中華上古文明以及古彝族的起源三者間的關係顯得更加撲朔迷離。
近年來的一些最新考古發現也許有助於解開這一迷題。
賈湖遺址屬於裴李崗文化，但賈湖的文明程度和重要性要遠高於裴李崗遺址，前者顯然屬於中心性遺址。該文化的命名不過是因為裴李崗的發掘較早，人們較早瞭解裴李崗遺址的一些內涵而已。在裴李崗遺址初被發現的時代，今天已知的早期重要遺址中的大多數尚未發掘，考古學界對於史前時代的解釋仍然以仰韶文化為中心的。裴李崗遺址發現的陶器等出土物和仰韶文化器物之間的若干共同點，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當時學者們的判斷，因此裴李崗遺址開始先被確定為仰韶早期文化。但這一觀點很快就面臨挑戰。裴李崗遺址的特徵物件之一的石磨盤(另一特徵物是石鐮)在大致同時的河北磁山遺址被發現，當時有學者甚至據此提出了裴李崗-磁山文化的概念。以今天的觀點看，磁山遺址屬於筒形罐文化圈，和仰韶所屬彩陶文化圈差異是很大的。今天被認為是鼎文化圈的特徵物---鼎，最早是在裴李崗遺址被發現的，也不見於裴李崗以後的仰韶文化中。賈湖遺址的發掘顯然給考古界帶來了更大的困惑：無論從任何角度看，賈湖和仰韶文化的差異都是巨大的，賈湖不可能是仰韶文化的前身。從發現物判斷，賈湖遺址和幾千年後淮海地區的考古文化更近似，尤其是龜卜傳統(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第八章第四節《占卜》、張忠培《窺探凌家灘墓地》)。這樣，在裴李崗文化為仰韶文化前期的觀點影響下，早期研判賈湖遺址的文章中甚至出現了竭力強調賈湖和裴李崗差異以將賈湖從裴李崗文化分離出去的現象。現在從葬式判斷，賈湖和裴李崗之間的差異要遠少於其共同點，而裴李崗和仰韶文化之間在葬式上的差異則要大得多。考慮到上述種種疑問，裴李崗文化連帶賈湖最終得以從仰韶文化中獨立出來，在學術界也被稱為裴李崗系統。
要瞭解賈湖、古彝族和中華上古文明之間聯繫，有必要探求一下裴李崗文化的去向。
磁山遺址發現的裴李崗風格的石磨盤顯示了可能有一支裴李崗文化的先民向東北遷移到了磁山地區。磁山和裴李崗之間的距離在兩百公里以上，這樣一來的距離似乎不是適合進行易物活動的距離(如果七千年前已經有易物活動的話)。當時不可能有車輛，補給就是一個大問題，單獨到兩百公里以外的野地去，絕對屬於探險性質的。如果沒有適當的組織，超過兩百公里的距離也足以使得部族之間自然發生的文化或技術交流難以發生。這樣裴李崗石磨盤在磁山遺址出現只有兩地部族衝突或部族遷徙才可能造成。磁山遺址具有典型的筒形罐文化圈特徵，而不具備典型的鼎文化圈特徵，因此磁山遺址不可能是裴李崗系統在盛期向河北擴張的產物。那麼石磨盤是否有可能是磁山先民在部族衝突的戰利品呢？兩地相隔兩百公里以上，說明這一假設的部族衝突規模必須很大才行，以磁山遺址所顯示的生產力水平似乎並不能支持這樣大規模的行動。而且這種假設要求有一定規模的筒形罐文化圈的先民到達裴李崗地區，那麼磁山的某些文化要素在裴李崗地區應該有零星的發現才比較合理，這也和實際情況不符。這樣，磁山出現裴李崗式石磨盤這一發現，只有用裴李崗先民中的一支可能向東北遷移到了磁山地區才能較合理地解釋。
裴李崗文化的衰落，和仰韶文化的擴張大致同步，說明裴李崗文化很可能受到了來自西方的威脅。在沒有金屬工具的年代，要製作一個裴李崗式的石磨盤，所需的人工是巨大。也正因此，裴李崗石磨盤顯然屬於先民的貴重財產，因此很有可能在遷徙時被隨身帶到了磁山。
南面，從賈湖所在的淮河上游順流而下，可以發現另一串裴李崗文化的東遷線索。
賈湖出土的龜甲中，不少都在龜背甲和龜腹甲之間放置了許多石子。有學者推測龜甲中的石子可能是最早期的卜算工具，目前還沒有進一步的證據支持這一假說，但在龜甲之間放置石子顯然和某種原始信仰有關，我們不妨將這一現象看成是一種特徵性的文化要素。
比賈湖遺址年代的低限還要晚上一二千年的大汶口文化和青蓮崗文化的遺址中，在龜甲間放置石子的現象在墓葬中頻頻被發現(史善剛《炎黃時代的易學》)：
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曾發現三副龜甲，21號墓的一副龜甲內放置有許多小石子，背甲上有穿孔。44號墓的兩副龜甲，一副內裝骨錐6枚，背甲上下各有4個穿孔；另一副內裝骨針6枚，背甲偏下處4個穿孔；下端邊緣有8個穿孔。44號墓中隨葬的彩陶盆上繪有八角星圖案。有學者推測陶盆上的八角星可能與八卦的起源有關。
邳縣劉林遺址也曾發現多副背甲穿孔的龜甲。在第二次發掘中發現的182號墓，出土了兩副內裝石子的龜甲。
在大汶口墓地的11座墓中，共發現龜甲20件。其中4號墓和47號墓發現了兩副龜甲，內中放置了砂粒數十顆。
上述遺址中發現的龜甲，顯然和賈湖的龜甲具有非常直接的聯繫。考慮到龜甲本身所代表的原始信仰，可以判斷大墩子、劉林、大汶口這些遺址的先民和賈湖的先民顯然有著同樣的原始信仰。由於賈湖遺址和裴李崗文化在此之前很久就已消失，除非賈湖先民向東遷徙，不然不可能將其信仰向東傳播這麼遠的距離。
大墩子遺址出土的龜甲中裝有骨針骨錐，顯示隨著時代的進步，龜甲中放置的內容也開始趨向高級。在含山凌家灘遺址發現的玉龜函(用玉雕成的一副龜背甲和龜腹甲)內則放置了一件有八邊形圖案的玉版圖。這一玉版曾被認為可能是原始八卦，但有學者指出玉版更可能是象徵天地的式盤的原始形態。凌家灘出土的玉龜玉版本身形式就非常高級，這暗示凌家灘遺址有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是以龜甲為特徵的靈龜崇拜的中心遺址。
賈湖遺址的靈龜崇拜，有可能是通過南北兩條不同路徑向海岱地區傳播：北邊的一條可能是沿黃河向東傳播，而南邊的一條則沿著淮河向東傳播。造成這兩條路徑的原因很可能是今淮海地區的北部在上古時代仍是一個巨大的湖沼地區。
從凌家灘遺址的出土物來看，在相當於大汶口文化中期的時代，海岱地區的居民構成可能已經很複雜，除了原先已在該地的居民和來自豫中的裴李崗文化的先民外，可能還有來自北方筒形罐文化圈的先民。
對淮河流域史前稻作農業所作的專門研究將淮河流域稻作農業發展分為上中下游三個區域共五個階段。從9000-7500年前的第一階段到7100-5000年前的第二階段，可以明顯看出稻作農業從上游向中下游傳播的趨向(張居中、尹若春、楊玉璋、王象坤、孔昭宸《淮河流域史前稻作農業與文明進程的關係》)。這和我們上述裴李崗系統向東遷移的判斷相吻合。
針對淮系文化早期發展的專項研究也指出，裴李崗文化是淮河流域史前文化體系的主要源頭(高廣仁、邵望平《淮系文化的早期發展與三代變遷》)。該項研究指出早期淮系文化的第一階段以裴李崗文化為代表，區域內有大致獨立的三支文化，除了裴李崗文化以外，還有淮北小山口一期文化和山東北部的後李文化(後李文化並無明顯證據在此階段已分佈到魯中南的淮河流域，但的確是後續階段淮系文化形成的一個有關因素)。在淮系文化的第二個階段，由於仰韶文化的向東擴張，裴李崗文化除了一部分留在當地和仰韶文化結合以外，另一部分則沿淮河水系向東南遷移，繞過豫東的低窪地帶，最遠到達泗、沂流域，在泰山山前平原和蘇北殘丘地帶形成北辛文化，並和當地的後李文化融合重組。北辛文化繼而發展成為大汶口早期文化。而在裴李崗文化傳播過程中則留下了一連串和裴李崗－賈湖有關聯的遺跡，其中包括：與小山口一期遺存相結合形成的淮北濉溪石山子文化-後鐵營類型文化，定遠侯家寨一期文化，以及江蘇沭陽周圍的「萬北一期文化」等。分析龍虯莊遺址的研究人員也認為龍虯莊遺址和賈湖有關。
至此，我們可以確認賈湖遺址和後來海岱地區的文化傳承關係。而上古的海岱地區是夷文化圈的中心，即使在春秋時期，這裡仍是夷人的主要居住區，夷文化在當時仍有較強的影響力。進入戰國以後，隨著各大國的社會動員程度迅速增加，夷人才逐漸融合在諸夏族群中。
根據考古發現我們可以確認：在龍山時代以前曾經在中原創造過輝煌文明的夷人，在進入龍山時代以後就逐漸失去主導中原格局的能力。而從大約BC2100前後開始的夏商兩代，將近千年，夷人基本沒有多少發言權。前期約四百年左右，整個中原地區只有二里頭遺址具有中心遺址的性質，而二里頭的夏文化其文化源頭主要來自仰韶一系的河南龍山文化。後期約六百餘年，殷商文化顯然佔絕對主導地位，而殷商起源於上古的筒形罐文化圈。雖然BC2200前後的陶寺遺址就已經顯示三大文化圈有融合的跡象，但在僅隔幾百年的商代，三大文化圈之間的文化差異恐怕仍然是巨大的。春秋時期夷夏的文化差異就是一個證據。今天我們的文字系統主要在商代前後形成體系。殷商甲骨文所反映的文字系統雖然有明顯的跡象和賈湖有傳承關係，但肯定也融入了殷商自己文化圈的許多特色。這樣就有一個問題：殷商所加入的本文化圈的特色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來自賈湖的傳統，以至於兩種符號體系之間已經無法實現有效的解讀呢？
一個地處西南的小小的少數民族，不僅能用其特有的古老文字較通順地解讀賈湖，而且這個民族數千年來恰恰就是被稱用這個「夷」字來稱呼(彝族自稱「諾蘇」)，只是在五十年餘前，一位曾經影響中國歷史的人物，將其改為古代表示宮廷重器的「彝」字。。這絕對不是用巧合就可以簡單解釋的。彝族「虎勒」木雕藝術系列中有一件男女蛇神木雕和漢代的伏羲女媧像如出一轍，但風格迥異。伏羲女媧像漢代以後就不多見了，西南夷在漢代才納入中原體系，但漢室對西南夷的控制始終是比較弱的，顯然不足以將一種在中原已將式微的文化傳統傳播到西南夷並使其成為彝族的傳統。可見這種圖騰很可能源自上古。而在彝族文化中，有關伏羲以及各種與卜筮有關的內容相當豐富。有調查民俗的學者在訪問了南方少數民族以後，不由得有點沮喪，斷言伏羲不過是源於少數民族傳說的上古人物。今天結合賈湖刻符以及上古夷人的遷徙痕跡，我們確實可以肯定這一判斷。 ]上古那大寫的夷，被我們忽略了太久太久，現在應該是恢復其輝煌的時候了。因為，那本是肇始吾中華文明的夷先人啊！

發表文章時間 2011/11/25 10:19pm　IP: 已設定保密 [本文共 13822 位元組]　

JOHN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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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湖遺址所出現的陶文，能夠用古彝文釋讀，因此有人推論說彝族文字為世界最古老的文字，有令人吃驚的9000年以上的歷史，如果能夠得到世界承認，中華文明的歷史可以稱為萬年文明史。
這些資訊是在世界範圍的科學雜誌上發表的

http://www.nature.com/news/2003/030430/full/news030428-7.html
Earliest handwriting found?

http://www.sciencechatforum.com/viewtopic.php?f=44&t=7172
A Critical Review on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the formation

http://www.yizuren.com/plus/view.php?aid=8452
涼山1000多卷彝文古籍流失到海外
　近年來，彝文古籍越來越受到國外專家學者的重視與青睞。為此，大量的中國彝族尤其是涼山彝族的各種歷史文化古籍流失至海外的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和新加坡等一些國家。據瞭解，僅流失到英國的彝文古籍就多達1000多卷，這給保護民族民間文化遺產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一些不法分子由於受利益的唆使與驅動，通過各種渠道把許多珍貴的彝文古籍走私到了海外，這不能不令人痛心。因此，為了搶救彝族民間文化遺產和保護彝文古籍，打擊走私彝文古籍的不法分子已迫在眉睫。

發表文章時間 2011/11/25 10:48pm　IP: 已設定保密 [本文共 959 位元組]　

慣看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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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引用由JOHNHILL在 2011/11/25 10:19pm 發表的內容：
拍不到的，要去四川雲南等地的大山中的彝族才能看到彝文，考古文獻可能不是公開的。8800年左右的賈湖刻符據認為與彝文有密切的關係。這是發表在正式學術期刊上的，只不過還沒有被漢族學者廣泛認可罷了

不要胡說八道,好不好?

中國的考古工作又不是軍事機密,考古文獻怎麼會不公開呢?
我書房就一堆你們這裡的考古文獻和資料,都是公開出版的.

你真的該去醫院檢查一下腦子.能從三星堆跳到賈湖刻符,都和所謂的古彝文能扯上關係??

請你實拍三星堆遺址有彝文的文物,就算你拍不到,你告訴我那個博物館編號多少的文物,我就能查到照片出來.

就算是賈湖刻符也不能武斷地說和古彝文有什麼關係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的朱柜和曲木約直兩位彝族的副研究員(看清楚不是漢族的學者喔~是彝族的學者),曾親赴鄭州與舞陽考察,將這批刻符與古彝文做了比較研究,認為絲毫不能臆測賈湖遺址中龜甲,石飾上的刻符與古彝文相同或即是古彝文.

古彝文是表音文字為主
而漢字則是從象形的表意文字為開端

你先搞清楚再來討論好嗎?

多實實在在去唸書,不要從網路上胡亂轉載來忽悠人
否則只是彰顯你的無知和愚昧!

發表文章時間 2011/11/26 06:36am　IP: 已設定保密 [本文共 1034 位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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